正義不在家－《無彩青春─蘇案十四年》後記
‧編按：作家張娟芬花費數年心血調查採訪「蘇建和案」，完成新書《無彩青春》（商周出版），詳錄這宗台灣司法史上的離奇「懸案」，也是人權史上的荒謬「冤案」。書成後，她並且撰寫一篇後記，讓我們看到一個人權工作者，在碰撞僵化體制、剝除頑固偏見時的甘苦歷程，讓人感慨，也讓人感動。
2
在真相之後，是賞罰的問題。
做對了事情的人應該受到讚美，做錯了事情的人應該受到懲罰，那麼我們便可以坐下來嘆一口氣，告訴自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蘇案的卷證顯示當時承辦的幾位警察隱瞞證據、偽填資料，而且上法庭作偽證。可是四名警察被告瀆職，卻獲得不起訴處分。沒有任何人因為蘇建和案而受到懲處、彈劾，或付出任何代價。
然而我心中總還存有一絲希望。我想，雖然當初起訴的、判有罪的人嘴巴上不承認有錯，但也許，在內心深處，蘇案已成為他們執法生涯裡最深的痛楚、最大的教訓。
不幸的是我查了一點資料。九十年七月六日，自由時報登出記者項程鎮對湯美玉法官的專訪。八十五年蔡崇隆在超視的時候想採訪她談蘇案，她在電話裡斬釘截鐵的說：「沒有必要。」現在她終於說話了。根據報導，她認為這個案子拖了這麼久還不執行死刑，對被害人家屬相當不公平；「湯美玉強調，沒有法官願意判人死刑，蘇建和等三名被告是她法官生涯首件判處極刑案例，絕不可能失之草率，為了維持審判公正性，在王文孝槍決前，還會同被告辯護律師南下高雄探視，王某仍表示蘇建和等人確實涉案；但如有外力或政治力介入，甚至有影響判決結果之虞，她也無話可說。」她依據王文孝的自白判處蘇建和等三人死刑，但她相信的是一個說話顛三倒四的人；她可以把王文孝借提到台北來，讓三名被告當庭與之對質，但她卻決定自行南下，而且前幾天才通知辯護律師；她應該把王文孝提到當地的法院去開庭訊問，因為審判要公開，但她卻在看守所裡問問就算了！這樣還不草率嗎？這可以寫進辭典裡成為「草率」一詞的標準定義！
不久前則在報上讀到崔紀鎮檢察官的大名。十二年前，花蓮縣長吳國棟涉嫌貪瀆被起訴，一審判決有罪，二審改判無罪。通常被告被判無罪，原告就會上訴。二審的檢察官就是調到花蓮去的崔紀鎮檢察官，他也的確上訴了，可是最高法院最後裁定他的上訴是無效的。因為上訴期間是十天，自判決公文送達後起算，過了十天以後如果沒有任何一方提出上訴，那案子就定讞了。結果崔檢察官好聰明，判決公文送來的時候他故意不簽收，兩個月以後再簽收，然後於十日內提起上訴。根據報紙報導，崔檢察官的解釋是因為案件龐雜必須調閱卷宗，所以應該從他簽收日起算十日為上訴期間。那意思不就是說，「雖然法律是規定十天，可是我愛什麼時候提就什麼時候提」？那沒有一個案子可以定讞嘛；只要他一直不簽收判決公文，他的上訴期間就永遠還有十天！十天要準備上訴意見確實是很急迫的，可是檢辯雙方同樣受此約束。大部分人的做法是在時限內先提起上訴，再補狀說明上訴理由。也許不像崔檢察官那麼聰明，但是至少合乎法律。還有另外一個案子，崔檢察官也以相同的手法逾期上訴。作為執法人員，崔檢察官彷彿不受法律約束似的。孰令致之？
我的幻想破滅了。他們一點也不痛，他們從蘇案中學到的教訓是：「我不遵守法律，也沒有人會辦我。」
寫作接近尾聲的時候，有一天，蔡崇隆與陸凱聲有事來找我。我對崇隆說：「自由時報有人訪問湯美玉耶。她不覺得自己判錯，她說這個案子會拖這麼久，是政治力介入。」小陸狐疑的說：「那是什麼意思？」崇隆解釋說大概是講陳水扁吧。我說：「案子拖了十幾年，民進黨執政也沒有那麼久。講『政治力介入』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吧。」
後來崇隆問我書名想好了沒，我說考慮叫做「正義不在家」。因為我讀到美國詩人愛蜜莉．迪金生的一段話覺得很有意思：「法律是多困難的一件事，正義做出手勢讓世人可以找到它，可是當人們來訪視它時，它卻都不在家。」愛蜜莉．迪金生出生於一八三○年，她們家是法律世家，爺爺、爸爸、哥哥都是律師。連她這樣背景的人都對正義沒信心，崇隆慨嘆：「真的很難喔。那麼久以前，正義就已經不在家了。」小陸在旁放一冷箭：「一定是政治力介入！」
‧編按：作家張娟芬花費數年心血調查採訪「蘇建和案」，完成新書《無彩青春》（商周出版），詳錄這宗台灣司法史上的離奇「懸案」，也是人權史上的荒謬「冤案」。書成後，她並且撰寫一篇後記，讓我們看到一個人權工作者，在碰撞僵化體制、剝除頑固偏見時的甘苦歷程，讓人感慨，也讓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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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相之後，是賞罰的問題。
做對了事情的人應該受到讚美，做錯了事情的人應該受到懲罰，那麼我們便可以坐下來嘆一口氣，告訴自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蘇案的卷證顯示當時承辦的幾位警察隱瞞證據、偽填資料，而且上法庭作偽證。可是四名警察被告瀆職，卻獲得不起訴處分。沒有任何人因為蘇建和案而受到懲處、彈劾，或付出任何代價。
然而我心中總還存有一絲希望。我想，雖然當初起訴的、判有罪的人嘴巴上不承認有錯，但也許，在內心深處，蘇案已成為他們執法生涯裡最深的痛楚、最大的教訓。
不幸的是我查了一點資料。九十年七月六日，自由時報登出記者項程鎮對湯美玉法官的專訪。八十五年蔡崇隆在超視的時候想採訪她談蘇案，她在電話裡斬釘截鐵的說：「沒有必要。」現在她終於說話了。根據報導，她認為這個案子拖了這麼久還不執行死刑，對被害人家屬相當不公平；「湯美玉強調，沒有法官願意判人死刑，蘇建和等三名被告是她法官生涯首件判處極刑案例，絕不可能失之草率，為了維持審判公正性，在王文孝槍決前，還會同被告辯護律師南下高雄探視，王某仍表示蘇建和等人確實涉案；但如有外力或政治力介入，甚至有影響判決結果之虞，她也無話可說。」她依據王文孝的自白判處蘇建和等三人死刑，但她相信的是一個說話顛三倒四的人；她可以把王文孝借提到台北來，讓三名被告當庭與之對質，但她卻決定自行南下，而且前幾天才通知辯護律師；她應該把王文孝提到當地的法院去開庭訊問，因為審判要公開，但她卻在看守所裡問問就算了！這樣還不草率嗎？這可以寫進辭典裡成為「草率」一詞的標準定義！
不久前則在報上讀到崔紀鎮檢察官的大名。十二年前，花蓮縣長吳國棟涉嫌貪瀆被起訴，一審判決有罪，二審改判無罪。通常被告被判無罪，原告就會上訴。二審的檢察官就是調到花蓮去的崔紀鎮檢察官，他也的確上訴了，可是最高法院最後裁定他的上訴是無效的。因為上訴期間是十天，自判決公文送達後起算，過了十天以後如果沒有任何一方提出上訴，那案子就定讞了。結果崔檢察官好聰明，判決公文送來的時候他故意不簽收，兩個月以後再簽收，然後於十日內提起上訴。根據報紙報導，崔檢察官的解釋是因為案件龐雜必須調閱卷宗，所以應該從他簽收日起算十日為上訴期間。那意思不就是說，「雖然法律是規定十天，可是我愛什麼時候提就什麼時候提」？那沒有一個案子可以定讞嘛；只要他一直不簽收判決公文，他的上訴期間就永遠還有十天！十天要準備上訴意見確實是很急迫的，可是檢辯雙方同樣受此約束。大部分人的做法是在時限內先提起上訴，再補狀說明上訴理由。也許不像崔檢察官那麼聰明，但是至少合乎法律。還有另外一個案子，崔檢察官也以相同的手法逾期上訴。作為執法人員，崔檢察官彷彿不受法律約束似的。孰令致之？
我的幻想破滅了。他們一點也不痛，他們從蘇案中學到的教訓是：「我不遵守法律，也沒有人會辦我。」
寫作接近尾聲的時候，有一天，蔡崇隆與陸凱聲有事來找我。我對崇隆說：「自由時報有人訪問湯美玉耶。她不覺得自己判錯，她說這個案子會拖這麼久，是政治力介入。」小陸狐疑的說：「那是什麼意思？」崇隆解釋說大概是講陳水扁吧。我說：「案子拖了十幾年，民進黨執政也沒有那麼久。講『政治力介入』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吧。」
後來崇隆問我書名想好了沒，我說考慮叫做「正義不在家」。因為我讀到美國詩人愛蜜莉．迪金生的一段話覺得很有意思：「法律是多困難的一件事，正義做出手勢讓世人可以找到它，可是當人們來訪視它時，它卻都不在家。」愛蜜莉．迪金生出生於一八三○年，她們家是法律世家，爺爺、爸爸、哥哥都是律師。連她這樣背景的人都對正義沒信心，崇隆慨嘆：「真的很難喔。那麼久以前，正義就已經不在家了。」小陸在旁放一冷箭：「一定是政治力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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