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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不在家－《無彩青春─蘇案十四年》後記
‧編按：作家張娟芬花費數年心血調查採訪「蘇建和案」，完成新書《無彩青春》（商周出版），詳錄這宗台灣司法史上的離奇「懸案」，也是人權史上的荒謬「冤案」。書成後，她並且撰寫一篇後記，讓我們看到一個人權工作者，在碰撞僵化體制、剝除頑固偏見時的甘苦歷程，讓人感慨，也讓人感動。
3
在賞罰之後，是安慰的問題。
美國詩人歌手李歐納．科恩寫過一首十分動人的〈伯娜多之歌〉。伯娜多是個小女孩，有一天遇見了聖母，那景象從此鐫刻在她的靈魂裡。縱然無人相信她所見，她仍然堅定地告訴大家，「世間苦痛，有待療癒；慈悲寬容，人間所需。」科恩溫暖地寫著：「我只想抱著你，就讓我抱著你吧……伯娜多也會這麼做。」
親人遇害想必是難言的傷痛，我不曾親身經歷，只能遠遠的感覺心疼。好幾次我在法庭裡看見吳唐接先生坐在旁聽席上，想去採訪他，可是怕打擾他。後來採訪了告訴代理人石宜琳律師，石律師很熱心的笑著說：「沒有關係啦！」給了我吳先生的電話。
吳唐接先生禮貌而寡言。大部分的時候，語氣是無奈的。「人在做，天在看啦！他們三個自己心裡有數。」他說。
幾乎所有的被害人家屬，都認為「凶手一定不只抓到的這一個」。白冰冰認為綁架白曉燕的應該是人數超過十人的犯罪集團，社會版上其他的案件，家屬也都有類似的看法。法庭裡應該「無罪推定」，但是被害人家屬的心情，一定是傾向「有罪推定」的，這是人之常情。尤其這個案子警察破案的時候說凶手有四個人，後來卻縮水變成只有一人，這叫家屬的心情如何能夠調適？
法庭本來就不是設計來安慰人的；在對司法改革抱持殷切期盼的同時，我們常常忽略這一點。有時，法庭令受害者感覺到委屈不平。在他最脆弱的時刻，他需要的是信任與安慰，但法庭上進行的是詰問與懷疑。可是這不能怪司法，這是它的本質，它的限制。
法庭並不從受害者的角度看問題。因此倘若在法庭裡受審的這個人罪證不足，法官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讓他自由離去；至於受害者那充滿失落感的追問：「那到底是誰殺的？」法庭是無言以對的。
我也無言以對。那是天問。
死亡已經是難以承受的事，何況是那樣暴力的死亡。所有關於汐止血案的報導都說現場「血流成河」，「刀刀見骨」；我在鑑定報告裡看見兩位死者頭顱骨的照片，確實使人難受。顱骨那麼硬，要砍出那麼深的傷口，下手得多重才行？我每次都不自覺的一邊看一邊摸著自己的頭。
我惦記著想看現場的照片。彷彿那是一種面對死者的方式。
我沒有開口要求，覺得如果過度熱切，對死者不敬。後來在採訪過程裡終於看到了。照片當然是難忘的。葉盈蘭沒有瞑目，鬈髮被血浸得濕透，散亂的貼在頸上。手腕彎折成一個不可能的角度，因為骨頭已經砍斷了。吳銘漢的後腦被砍出一個個血口子，頭皮裂開變成一張張嗚咽的嘴。暴力兇殺使我們的眼睛看見不該看的物事。
我看著吳銘漢與葉盈蘭的臉，想著：在拍這照片的幾個小時以前，他們也是活人，跟你我一樣，有溫度，有呼吸，有散亂的念頭，血液規規矩矩的在血管裡奔流。我安靜凝視他們在世間的最後造型，我想要記得。任何死亡都是莊嚴的，即使這麼莽撞的罪行，也無損其莊嚴。
隔天夜裡，我做了一個夢。我看著葉盈蘭倒在地上的那張照片，但是照片變成了錄影帶的畫面。有一雙腳走過來，蹲下，為葉盈蘭把雙眼闔上。
我醒來，心裡暖暖甜甜的，然後翻個身又睡著了。
4
達爾文曾經說數學家是一個盲人，在一個漆黑的房間裡找一隻黑貓……而且黑貓不在那裡！很多時候，追求正義之舉亦如盲人找黑貓。
正義是困難的，因為正義不只是打贏一場官司。真相找到了嗎？做錯事的人被處罰了嗎？被傷害的人得到安慰了嗎？這是正義的三個指標。其中司法當然還是舉足輕重的一個關鍵環節，只是官司拖得越久，到最後房裡就只剩下兩根貓鬍鬚了。
我對正義有幾個堪稱悲觀的看法。我認為正義從來就不是天理，不是自然法則；正義是人的需求。羚羊做錯了什麼事，獅子要吃他？沒有，獅子想吃就吃了。沒聽說過獅子吃了羚羊以後，要找大象來仲裁，請狐狸來辯護，叫松鼠來當書記官的。自然的法則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波蘭作家Stanislaw J. Lec也說：「別擋著正義女神的路啊……她是瞎的！」
正義是人與天爭。正義是我們凡人不知道自己是芻狗，還斗膽對天狂吠。
正義注定是遲來的，因為正義一定發生在不正義之後，否則你根本感覺不到正義。正義就像一個很倒楣的上班族，他準時打卡認真工作，根本沒人希罕他；可是他只要稍微出去透口氣，就立刻被抓包，全公司此起彼落的喊著：「正義呢？」「正義去哪裡了？」「正義到底什麼時候才來？」「正義老是遲到，究竟怎麼回事？」
假設在莊林勳家隔壁恰好住了一個與莊林勳年紀相仿的男孩子，就讓他叫做阿成好了。十幾年來，當莊林勳入獄、被判死刑、精神抑鬱苦悶的時候，阿成和一般男孩子一樣當了兵、退伍、進入社會工作，說不定還做了爸爸。阿成過著莊林勳夢寐以求的生活，但是阿成並不會感覺到自己的人生有什麼特別正義之處。阿成會想：「這很普通啊，大家不都這樣！」
一個未經等待、不請自來的正義是備受冷落的，它嚐起來沒有正義該有的那種滋味。正義是帶著苦味的，太甜就不像正義了。
但我對追求正義，卻有頗為樂觀的看法。不是天意就不是天意，遲到就遲到，苦澀就苦澀；這些都不阻礙我們的追求。那像是愛情的某種純粹形式：我追你並非因為我知道一定追得到，而是因為愛從心裡泉湧而出，我忍不住。從某個角度看，蘇案十四年，不論最後結局如何，這漫長的追尋已經體現了某種美好與動人。
如今，已經不只是司法在審判蘇案，蘇案也在審判司法。這盲人在房裡不屈不撓的找著貓，不知道吃了多少苦頭；現在，那隻黑貓乖乖的回來找盲人了。就不知道那隻貓瞎是不瞎？
5
我寫作向來牛步，這本書卻不容我拖延，偏偏蘇案資料汗牛充棟，十幾年的卷證堆起來，大概快要跟我一樣高了。當然，這也要怪我長得並不高。有一段時間在趕進度，每天寫三千五百字，覺得時間在身後鞭打我。上一本書「愛的自由式」每天寫一千字，我以為已經是我的極限了--三千五百字！乾脆直接抽我的血好了！結果手痛，頭痛，眼睛痛，並且寫出了第一根白頭髮。當然，這也要怪我年紀到了。
寫著寫著，失去韻律感的時候，我看馬奎斯的「智利秘密行動」，或者「異鄉客」。不管有沒有用，都覺得好看。有時候看自己的書，彷彿為自己安魂：「妳可以的。寫就是了。」
後來我忽然有了一個主意，就是向三位當事人與五位辯護律師要一張小時候的照片，放在一起。那時候，一切尚未發生，階級的烙印尚不明顯，從這些小孩的臉上，看不出來誰會變成大律師，而誰會淪為階下囚。
蘇友辰律師小時候就有一種正義凜然的樣子，五十年後仍不改其志；古嘉諄律師微蹙著眉，長大後卻成為樂觀主義者。樹叢前狀甚靦腆的是顧立雄律師，站在椅子上像蜘蛛人的是羅秉成律師。許文彬律師早年困頓，沒有留下照片。蘇建和站在廣場上身形孤獨，莊林勳坐在地上一派天真，戴著方帽子從幼稚園畢業的則是劉秉郎。那時候，他們誰也不認識誰，相忘於江湖。
‧編按：作家張娟芬花費數年心血調查採訪「蘇建和案」，完成新書《無彩青春》（商周出版），詳錄這宗台灣司法史上的離奇「懸案」，也是人權史上的荒謬「冤案」。書成後，她並且撰寫一篇後記，讓我們看到一個人權工作者，在碰撞僵化體制、剝除頑固偏見時的甘苦歷程，讓人感慨，也讓人感動。
3
在賞罰之後，是安慰的問題。
美國詩人歌手李歐納．科恩寫過一首十分動人的〈伯娜多之歌〉。伯娜多是個小女孩，有一天遇見了聖母，那景象從此鐫刻在她的靈魂裡。縱然無人相信她所見，她仍然堅定地告訴大家，「世間苦痛，有待療癒；慈悲寬容，人間所需。」科恩溫暖地寫著：「我只想抱著你，就讓我抱著你吧……伯娜多也會這麼做。」
親人遇害想必是難言的傷痛，我不曾親身經歷，只能遠遠的感覺心疼。好幾次我在法庭裡看見吳唐接先生坐在旁聽席上，想去採訪他，可是怕打擾他。後來採訪了告訴代理人石宜琳律師，石律師很熱心的笑著說：「沒有關係啦！」給了我吳先生的電話。
吳唐接先生禮貌而寡言。大部分的時候，語氣是無奈的。「人在做，天在看啦！他們三個自己心裡有數。」他說。
幾乎所有的被害人家屬，都認為「凶手一定不只抓到的這一個」。白冰冰認為綁架白曉燕的應該是人數超過十人的犯罪集團，社會版上其他的案件，家屬也都有類似的看法。法庭裡應該「無罪推定」，但是被害人家屬的心情，一定是傾向「有罪推定」的，這是人之常情。尤其這個案子警察破案的時候說凶手有四個人，後來卻縮水變成只有一人，這叫家屬的心情如何能夠調適？
法庭本來就不是設計來安慰人的；在對司法改革抱持殷切期盼的同時，我們常常忽略這一點。有時，法庭令受害者感覺到委屈不平。在他最脆弱的時刻，他需要的是信任與安慰，但法庭上進行的是詰問與懷疑。可是這不能怪司法，這是它的本質，它的限制。
法庭並不從受害者的角度看問題。因此倘若在法庭裡受審的這個人罪證不足，法官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讓他自由離去；至於受害者那充滿失落感的追問：「那到底是誰殺的？」法庭是無言以對的。
我也無言以對。那是天問。
死亡已經是難以承受的事，何況是那樣暴力的死亡。所有關於汐止血案的報導都說現場「血流成河」，「刀刀見骨」；我在鑑定報告裡看見兩位死者頭顱骨的照片，確實使人難受。顱骨那麼硬，要砍出那麼深的傷口，下手得多重才行？我每次都不自覺的一邊看一邊摸著自己的頭。
我惦記著想看現場的照片。彷彿那是一種面對死者的方式。
我沒有開口要求，覺得如果過度熱切，對死者不敬。後來在採訪過程裡終於看到了。照片當然是難忘的。葉盈蘭沒有瞑目，鬈髮被血浸得濕透，散亂的貼在頸上。手腕彎折成一個不可能的角度，因為骨頭已經砍斷了。吳銘漢的後腦被砍出一個個血口子，頭皮裂開變成一張張嗚咽的嘴。暴力兇殺使我們的眼睛看見不該看的物事。
我看著吳銘漢與葉盈蘭的臉，想著：在拍這照片的幾個小時以前，他們也是活人，跟你我一樣，有溫度，有呼吸，有散亂的念頭，血液規規矩矩的在血管裡奔流。我安靜凝視他們在世間的最後造型，我想要記得。任何死亡都是莊嚴的，即使這麼莽撞的罪行，也無損其莊嚴。
隔天夜裡，我做了一個夢。我看著葉盈蘭倒在地上的那張照片，但是照片變成了錄影帶的畫面。有一雙腳走過來，蹲下，為葉盈蘭把雙眼闔上。
我醒來，心裡暖暖甜甜的，然後翻個身又睡著了。
4
達爾文曾經說數學家是一個盲人，在一個漆黑的房間裡找一隻黑貓……而且黑貓不在那裡！很多時候，追求正義之舉亦如盲人找黑貓。
正義是困難的，因為正義不只是打贏一場官司。真相找到了嗎？做錯事的人被處罰了嗎？被傷害的人得到安慰了嗎？這是正義的三個指標。其中司法當然還是舉足輕重的一個關鍵環節，只是官司拖得越久，到最後房裡就只剩下兩根貓鬍鬚了。
我對正義有幾個堪稱悲觀的看法。我認為正義從來就不是天理，不是自然法則；正義是人的需求。羚羊做錯了什麼事，獅子要吃他？沒有，獅子想吃就吃了。沒聽說過獅子吃了羚羊以後，要找大象來仲裁，請狐狸來辯護，叫松鼠來當書記官的。自然的法則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波蘭作家Stanislaw J. Lec也說：「別擋著正義女神的路啊……她是瞎的！」
正義是人與天爭。正義是我們凡人不知道自己是芻狗，還斗膽對天狂吠。
正義注定是遲來的，因為正義一定發生在不正義之後，否則你根本感覺不到正義。正義就像一個很倒楣的上班族，他準時打卡認真工作，根本沒人希罕他；可是他只要稍微出去透口氣，就立刻被抓包，全公司此起彼落的喊著：「正義呢？」「正義去哪裡了？」「正義到底什麼時候才來？」「正義老是遲到，究竟怎麼回事？」
假設在莊林勳家隔壁恰好住了一個與莊林勳年紀相仿的男孩子，就讓他叫做阿成好了。十幾年來，當莊林勳入獄、被判死刑、精神抑鬱苦悶的時候，阿成和一般男孩子一樣當了兵、退伍、進入社會工作，說不定還做了爸爸。阿成過著莊林勳夢寐以求的生活，但是阿成並不會感覺到自己的人生有什麼特別正義之處。阿成會想：「這很普通啊，大家不都這樣！」
一個未經等待、不請自來的正義是備受冷落的，它嚐起來沒有正義該有的那種滋味。正義是帶著苦味的，太甜就不像正義了。
但我對追求正義，卻有頗為樂觀的看法。不是天意就不是天意，遲到就遲到，苦澀就苦澀；這些都不阻礙我們的追求。那像是愛情的某種純粹形式：我追你並非因為我知道一定追得到，而是因為愛從心裡泉湧而出，我忍不住。從某個角度看，蘇案十四年，不論最後結局如何，這漫長的追尋已經體現了某種美好與動人。
如今，已經不只是司法在審判蘇案，蘇案也在審判司法。這盲人在房裡不屈不撓的找著貓，不知道吃了多少苦頭；現在，那隻黑貓乖乖的回來找盲人了。就不知道那隻貓瞎是不瞎？
5
我寫作向來牛步，這本書卻不容我拖延，偏偏蘇案資料汗牛充棟，十幾年的卷證堆起來，大概快要跟我一樣高了。當然，這也要怪我長得並不高。有一段時間在趕進度，每天寫三千五百字，覺得時間在身後鞭打我。上一本書「愛的自由式」每天寫一千字，我以為已經是我的極限了--三千五百字！乾脆直接抽我的血好了！結果手痛，頭痛，眼睛痛，並且寫出了第一根白頭髮。當然，這也要怪我年紀到了。
寫著寫著，失去韻律感的時候，我看馬奎斯的「智利秘密行動」，或者「異鄉客」。不管有沒有用，都覺得好看。有時候看自己的書，彷彿為自己安魂：「妳可以的。寫就是了。」
後來我忽然有了一個主意，就是向三位當事人與五位辯護律師要一張小時候的照片，放在一起。那時候，一切尚未發生，階級的烙印尚不明顯，從這些小孩的臉上，看不出來誰會變成大律師，而誰會淪為階下囚。
蘇友辰律師小時候就有一種正義凜然的樣子，五十年後仍不改其志；古嘉諄律師微蹙著眉，長大後卻成為樂觀主義者。樹叢前狀甚靦腆的是顧立雄律師，站在椅子上像蜘蛛人的是羅秉成律師。許文彬律師早年困頓，沒有留下照片。蘇建和站在廣場上身形孤獨，莊林勳坐在地上一派天真，戴著方帽子從幼稚園畢業的則是劉秉郎。那時候，他們誰也不認識誰，相忘於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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