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我看紀錄片《生命》和《醫生》－∘到處存在的場所∘到處不存在的我

這篇記事是在阿潑「其實是「父親」—談紀錄片《醫生》」那篇文章的回應，略做修改和補正，等我看完《醫生》後再將心得一併補齊。

我看《生命》的時候，情緒也是潰堤；但卻很同意郭力昕老師的觀點。

我覺得，其實撇開紀錄片倫理，《生命》這紀錄片的處理，太過強調要宣洩，或是積極面對。（我在這篇也略提過自己的看法）

但每個受災朋友的生命都有部分是得要自己去走過的，做朋友的可以陪伴她們經過，卻不能為她們決定走向。

我想我約略能體會導演的心意，紀錄片播放後也特地向他致意和詢問，但也許導演擔心我的問題是要質疑倫理問題，就僅只是強調這種陪伴，雖然很不同以往，但是很必要。

在和《生命》導演吳乙峰短暫的對話中，無法彼此談及深處。我其實只是擔心雙重關係，和，受災朋友被「注視」的壓力。

每個人面對、處理傷痛的時間和方式都不一樣，陪伴、傾聽和同理，是一種禮物，但說不上來....不過份干預，也許拋出「I'll be there」的訊息，會比較理想？大概是我的敏感和專業（諮商輔導）讓我有這樣的顧慮吧。

還沒有看《醫生》，但不是期待被感動才想去看，是想要理解那種和痛共處和細膩處理傷痛的心，也許，這也是一種遠距離的陪伴吧。

但願我能記得，我願意理解，但不說，我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