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不在家－《無彩青春─蘇案十四年》後記
‧編按：作家張娟芬花費數年心血調查採訪「蘇建和案」，完成新書《無彩青春》（商周出版），詳錄這宗台灣司法史上的離奇「懸案」，也是人權史上的荒謬「冤案」。書成後，她並且撰寫一篇後記，讓我們看到一個人權工作者，在碰撞僵化體制、剝除頑固偏見時的甘苦歷程，讓人感慨，也讓人感動。
1
這是一個關於真相的問題。
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寫過一個短篇，叫做「竹藪中」。故事說的是一個武士死在竹林裡，他的妻子被強盜強暴了，其他知道內情的人還包括樵夫、行腳僧、路人等等。奇怪的是，強盜承認他殺了武士，武士的妻子也承認她殺了武士，武士的鬼魂卻堅稱自己是自殺的。樵夫、行腳僧、路人也都有不同的說法。
這個故事後來被導演黑澤明改編為電影「羅生門」。解嚴以後，「羅生門」一詞迅速蔓延開來，成為台灣最流行的世界觀。
在威權時代，我們對於語言與論述的欺罔太過天真無知；現在我們精明多了，我們對各方的說法一律表示等值的懷疑，以示公正超然，以示老謀深算。「真相」變成一個老舊過氣的字眼，「羅生門」取而代之，成為大部分人對大部分事情的看法。
「羅生門」最安全了。各種說法攤在我們眼前，我們不思考、不推理、不分析、不判斷，言之有理的與強詞奪理的照單全收，就像包牌買樂透一樣，穩中！蘇建和案，在大部分人的眼裡，大概也是一個「羅生門」式的事件。有人說他們有罪，也有人說他們沒做，可是我們又不懂，萬一選錯了邊怎麼辦？
這本書的部分文稿曾經因緣巧合地受過一些指教，我從中強烈感受到這種「選錯邊」的恐懼。謹慎是好的，懷疑也是好的；但我不能接受的是，尚未窮究事實，就先宣告放棄。在最初的謹慎與懷疑之後，應該指向深入檢視案情以求找出真相，而非輕易以「羅生門」之名舉手投降。
每一個案子，法院審理的時候都把相關的資料集成卷宗，包括筆錄、證物化驗結果、檢辯雙方的訴狀、法院的職權調查、發出的公文與得到的回覆等等。這本書主要就是依據這些卷證寫成的。另外我也訪問了被害人家屬、三位被告以及雙方的律師團。此外還有一些人協助我了解案情，他們大部分是長期參與救援活動的社運人士，也有少數法醫與法律專業人士。
人會說謊，人會忘記；但卷證是最老實的，童叟無欺。為了讓讀者了解文中所述皆有所本，我自找麻煩的做了一百多個附註，說明這些資料的出處，什麼卷、第幾頁。不是每一個讀者都有管道接觸到蘇案的卷證，但是檢方、辯方與法院相關人士都有權利閱卷，他們將是最嚴厲的監督者。我用這個方式來向讀者保證：本書原料未經基因改造，亦不添加人工色素或香料，敬請安心使用。
一般媒體處理蘇建和案以及類似的爭議事件，通常都是這樣：講一點蘇建和他們三個人的看法，配一點被害人家屬的意見，然後版面做到差不多大，好啦，這下誰都不能抗議了吧。「平衡報導」作為新聞處裡的一個原則並不壞，令我洩氣的是，他們總是拿雙方的苦難來做平衡，告訴我們被告好可憐好可憐，可是原告也好可憐好可憐；我們看得越多，越擔心說錯話或選錯邊，害他們更難過。
可是關於一個案子，真正的重點難道不是證據嗎？然而我很少看到媒體根據雙方對證據的不同評價來做平衡報導。我看到的是他們收起探求真相的熱情，但費心算計著如何以形式上的「平衡」來杜悠悠眾口。深入的分析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心不要落人口實。難怪有人諷刺道：「二十世紀的媒體若有機會報導耶穌被釘上十字架的景況，文章的第二段一定是引述彼拉多（Pilate）的解釋。」彼拉多就是對耶穌進行不公平審判的那個羅馬總督。
當爭執發生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到底誰有理呢？如果不問實際上公有理還是婆有理，而僅在形式上要求非得一半說公有理、一半說婆有理不可－那不叫「平衡報導」，那叫「預設立場」！
十幾年來的卷證顯示，辯方律師的訴狀汗牛充棟，而檢方幾無作為；這或許是當年的司法實務使然，檢察官工作繁重。即使是二○○○年開始的再審，從訴狀數量與開庭時的發言比重來看，辯方律師們仍然比檢方（加上告訴代理人）多得多。如果這本書裡檢方與辯方所佔的篇幅不是一比一，那是因為實際上就不是一比一。
我是一個在場邊觀戰的人。一場棒球賽打完了，古巴隊十一比一大勝中華隊，提前結束比賽；大勝就是大勝，十一比一就是十一比一。我只能忠實的寫出戰局，不能竄改比數硬說雙方平分秋色。
每次告訴別人我在寫蘇建和案，他們總是問我：「到底是不是他們做的？」從那些真誠的眼神裡，我看見的是，不論「選錯邊」的恐懼多麼大，每個人對真相的渴望，仍然無比頑強地在心裡滋長。
我想那是個好現象──還是有許多人並不滿足於「羅生門」式的解釋。其實以今日的眼光觀之，連羅生門也未必「羅生門」。如果我們立刻封鎖現場，由刑事鑑識人員仔細蒐證；將屍體送交法醫解剖，了解死因並比對傷口與凶器；最後再把所有人捉到法庭裡來交互詰問一番‥‥則竹林裡的疑案難道沒有水落石出的可能嗎？
‧編按：作家張娟芬花費數年心血調查採訪「蘇建和案」，完成新書《無彩青春》（商周出版），詳錄這宗台灣司法史上的離奇「懸案」，也是人權史上的荒謬「冤案」。書成後，她並且撰寫一篇後記，讓我們看到一個人權工作者，在碰撞僵化體制、剝除頑固偏見時的甘苦歷程，讓人感慨，也讓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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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關於真相的問題。
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寫過一個短篇，叫做「竹藪中」。故事說的是一個武士死在竹林裡，他的妻子被強盜強暴了，其他知道內情的人還包括樵夫、行腳僧、路人等等。奇怪的是，強盜承認他殺了武士，武士的妻子也承認她殺了武士，武士的鬼魂卻堅稱自己是自殺的。樵夫、行腳僧、路人也都有不同的說法。
這個故事後來被導演黑澤明改編為電影「羅生門」。解嚴以後，「羅生門」一詞迅速蔓延開來，成為台灣最流行的世界觀。
在威權時代，我們對於語言與論述的欺罔太過天真無知；現在我們精明多了，我們對各方的說法一律表示等值的懷疑，以示公正超然，以示老謀深算。「真相」變成一個老舊過氣的字眼，「羅生門」取而代之，成為大部分人對大部分事情的看法。
「羅生門」最安全了。各種說法攤在我們眼前，我們不思考、不推理、不分析、不判斷，言之有理的與強詞奪理的照單全收，就像包牌買樂透一樣，穩中！蘇建和案，在大部分人的眼裡，大概也是一個「羅生門」式的事件。有人說他們有罪，也有人說他們沒做，可是我們又不懂，萬一選錯了邊怎麼辦？
這本書的部分文稿曾經因緣巧合地受過一些指教，我從中強烈感受到這種「選錯邊」的恐懼。謹慎是好的，懷疑也是好的；但我不能接受的是，尚未窮究事實，就先宣告放棄。在最初的謹慎與懷疑之後，應該指向深入檢視案情以求找出真相，而非輕易以「羅生門」之名舉手投降。
每一個案子，法院審理的時候都把相關的資料集成卷宗，包括筆錄、證物化驗結果、檢辯雙方的訴狀、法院的職權調查、發出的公文與得到的回覆等等。這本書主要就是依據這些卷證寫成的。另外我也訪問了被害人家屬、三位被告以及雙方的律師團。此外還有一些人協助我了解案情，他們大部分是長期參與救援活動的社運人士，也有少數法醫與法律專業人士。
人會說謊，人會忘記；但卷證是最老實的，童叟無欺。為了讓讀者了解文中所述皆有所本，我自找麻煩的做了一百多個附註，說明這些資料的出處，什麼卷、第幾頁。不是每一個讀者都有管道接觸到蘇案的卷證，但是檢方、辯方與法院相關人士都有權利閱卷，他們將是最嚴厲的監督者。我用這個方式來向讀者保證：本書原料未經基因改造，亦不添加人工色素或香料，敬請安心使用。
一般媒體處理蘇建和案以及類似的爭議事件，通常都是這樣：講一點蘇建和他們三個人的看法，配一點被害人家屬的意見，然後版面做到差不多大，好啦，這下誰都不能抗議了吧。「平衡報導」作為新聞處裡的一個原則並不壞，令我洩氣的是，他們總是拿雙方的苦難來做平衡，告訴我們被告好可憐好可憐，可是原告也好可憐好可憐；我們看得越多，越擔心說錯話或選錯邊，害他們更難過。
可是關於一個案子，真正的重點難道不是證據嗎？然而我很少看到媒體根據雙方對證據的不同評價來做平衡報導。我看到的是他們收起探求真相的熱情，但費心算計著如何以形式上的「平衡」來杜悠悠眾口。深入的分析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心不要落人口實。難怪有人諷刺道：「二十世紀的媒體若有機會報導耶穌被釘上十字架的景況，文章的第二段一定是引述彼拉多（Pilate）的解釋。」彼拉多就是對耶穌進行不公平審判的那個羅馬總督。
當爭執發生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到底誰有理呢？如果不問實際上公有理還是婆有理，而僅在形式上要求非得一半說公有理、一半說婆有理不可－那不叫「平衡報導」，那叫「預設立場」！
十幾年來的卷證顯示，辯方律師的訴狀汗牛充棟，而檢方幾無作為；這或許是當年的司法實務使然，檢察官工作繁重。即使是二○○○年開始的再審，從訴狀數量與開庭時的發言比重來看，辯方律師們仍然比檢方（加上告訴代理人）多得多。如果這本書裡檢方與辯方所佔的篇幅不是一比一，那是因為實際上就不是一比一。
我是一個在場邊觀戰的人。一場棒球賽打完了，古巴隊十一比一大勝中華隊，提前結束比賽；大勝就是大勝，十一比一就是十一比一。我只能忠實的寫出戰局，不能竄改比數硬說雙方平分秋色。
每次告訴別人我在寫蘇建和案，他們總是問我：「到底是不是他們做的？」從那些真誠的眼神裡，我看見的是，不論「選錯邊」的恐懼多麼大，每個人對真相的渴望，仍然無比頑強地在心裡滋長。
我想那是個好現象──還是有許多人並不滿足於「羅生門」式的解釋。其實以今日的眼光觀之，連羅生門也未必「羅生門」。如果我們立刻封鎖現場，由刑事鑑識人員仔細蒐證；將屍體送交法醫解剖，了解死因並比對傷口與凶器；最後再把所有人捉到法庭裡來交互詰問一番‥‥則竹林裡的疑案難道沒有水落石出的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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