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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記事是在阿潑「 其實是「父親」—談紀錄片《醫生》 」那篇文章的 回應 ,略做修改和補正,等我看完《醫生》後再將心得一併補齊。


我看《生命》的時候,情緒也是潰堤;但卻很同意 郭力昕老師的觀點

我覺得,其實撇開紀錄片倫理,《生命》這紀錄片的處理,太過強調要宣洩,或是積極面對。(我在 這篇 也略提過自己的看法)

但每個受災朋友的生命都有部分是得要自己去走過的,做朋友的可以陪伴她們經過,卻不能為她們決定走向。

我想我約略能體會導演的心意,紀錄片播放後也特地向他致意和詢問,但也許導演擔心我的問題是要質疑倫理問題,就僅只是強調這種陪伴,雖然很不同以往,但是很必要。

在和《生命》導演吳乙峰短暫的對話中,無法彼此談及深處。我其實只是擔心雙重關係,和,受災朋友被「注視」的壓力。

每個人面對、處理傷痛的時間和方式都不一樣,陪伴、傾聽和同理,是一種禮物,但說不上來....不過份干預,也許拋出「I'll be there」的訊息,會比較理想?大概是我的敏感和專業(諮商輔導)讓我有這樣的顧慮吧。

還沒有看 《醫生》,但不是期待被感動才想去看,是想要理解那種和痛共處和細膩處理傷痛的心,也許,這也是一種遠距離的陪伴吧。

但願我能記得,我願意理解,但不說,我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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