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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流議題後面,我們是不是都忘了樂生?

很高興從 Portnoy 的文裡知道,反惡集遊法現場有

三個大大的牌子分別紀錄了近年來樂生、環境運動、以及其他社會運動者因為集遊法而被起訴判刑的紀錄。我很高興看見這些紀錄,不只是可以讓來關心野草莓的人也看見這些歷史,更代表野草莓『知道』(acknowledge)這些並不久遠的歷史,並且重視,不管他們各自支持與否。

他們需要的只是關注?若你不知道從何理解起樂生,也許可以從〈為什麼要幫樂生?〉開始讀起...(或是看看「樂在生活,跨界串連」,雖然網頁沒有再更新,但有許多詳細的連結介紹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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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觀察,比較像是記錄一些感覺、省思和有反省力的論述。


[11.10 欣見野草莓運動之補述]

兩年前的現在,有些人正在倒扁,前段時間有些反對聲音要嗆馬。在台灣,儘管對不同聲音的包容度還不足,或是在抗爭過程中不經意地違反了自己的訴求,讓我們在「觀看」的同時有很多掙扎、質疑和不適;但這種民主或進或退過程中的陣痛,好像是一種學習的過程;許多人喪失了理想、有些人因失望而折損,卻一直有堅持和反省的聲音,成為一種力量。

現實是不舒服的,隱忍是殘酷的,我們都在民主之路不斷換檔,試圖找到出路。其實,我們尋求的並非絕對的正義,我們擁有某種形式的自由,是前人為我們掙下的。若沒有辯證、極其自省和節制的態度,我們便會變得跟我們反對的人一樣傲慢,再度綑綁了下一個世代的自由。

有人因為軟弱踩了同流合污的踏板,「公義」變成了他們回憶年少輕狂、茶餘飯後嚥入嘴裡的一絲話題;有人,則因性情剛硬踏了同歸於盡的油門,不假思索地以為妥協就是罪惡,自己的理念必定能夠為眾人帶來救贖。

但革命卻不是這樣的一條路,至少,不是我們心中認定的「定義」而已,不只是競選場子裡的搖旗吶喊和美麗的口號(像是「人權立國」、「文化台北」)。革命不定是送上自己的生命,卻沒有言述;不是只是激動、憤怒,有時候是安安靜靜地傳達。

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想起了過去「核四公投‧千里苦行」裡的那些堅毅眼神‥‥

各樣的形式只是殊途同歸地在傳遞我們反覆辯證的信仰,直到對方不再忽視我們,直到對方無法以「抹上特定顏色」的輕忽、視而不見,我們堅定的眼神不是為誰護航、為自己辯論。那不是政治的秀場,

是,為了帶出相互聆聽,捍衛公義的思潮,我們這樣努力著。


[11.07 原文]

人民的憤怒可以用很多形式來表達,蓄意的暴力之外還有很多選項。但粗暴的劃分「暴民」就像貼上標籤一樣簡單,對於不刻意引發攻擊的抗議者一點都不公平,也無法引發思考。和平的遊行、創意踩街的方式都曾嘗試過,但有些東西,被拒馬、蛇籠隔開了,被傲慢和無視隔開了。

在警方武力過當的眾事件後,一群台、交大的學生教授群,用靜坐表達訴求:反對以「維安」之名,實行過當警察暴力。


 
(圖片來源:行政院前學生靜坐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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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明白,人們怎麼能容許「棄養」這樣的選項?怎麼樣的藉口,可以讓你輕忽生命?一個念頭、一個決定,給孩子的是一個「為了自己,我們可以選擇自私」的示範。

也許人們無法像那些愛小動物、搶救生命的努力的每一位一樣那樣去愛,但,無法出聲的小生命,你有什麼權力去剝奪牠們好好的活的權利呢?

養育一個生命,不光是靠一份衝動和熱情,更是一份責任。到底人們什麼時候才懂,是你個人的選擇讓自己變得醜惡!

Wenli 說得沒錯,「我們可以了解到,有些人不配當一位飼主。雖然他們外表、言談與條件上看起來是適合的,但是他們終究不配」。我該憤怒還是傷心呢?

請大家一起 協尋c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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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有好多感觸想說,也許你會覺得我要說的有點亂


我人在澳洲雪梨工作,常常慶幸可以擁有旁觀台灣的角度,卻也有置身事外的遺憾。

遺憾像是,在中華隊大戰澳洲隊時,我想至少可以參與到這場轉播,因為我人在澳洲,而且這場關鍵賽,將決定澳洲隊能否進奧運比賽。

但其實澳洲人對棒球不太熱衷,即使我搜尋各大報紙和網路、電視新聞,都無消無息。我只能默默祈禱,並利用文字轉播參與這場激勵台灣人的球賽。

球賽過後,我心裡些微的感動並無人分享,只在MSN個人訊息上寫下:「我可以想像,多少人在電視前、在球場歡呼雀躍。」這樣的文字。

因為,即使我身在遠方,我也深深地瞭解,這場和接下來幾場球賽將如何將台灣人的心緊緊相連。惟有這個時候,你和我可以一同為球員加油,拋開政治立場的歧異、各自不同的觀點。真的,我是多麼多麼珍惜這一刻。

那時,我也好想歡呼、和身邊的朋友擁抱,讓誰也懂得我那當下的心情、情緒。我很愛很愛這樣攜手團結的台灣,也很愛不完美卻那麼值得為它付出努力的台灣。



曾有一次,和雪梨的一位台灣人談到台灣的省籍問題的經驗,讓我印象深刻。

記得他在對話裡,輕描淡寫地說了幾句:「你都不知道xX黨是如何操弄省籍情結,你不懂,因為你盡然是受到自己家裡文化的影響,我比你長幾歲,我都親眼目睹這些。」

我十分訝異,他是如此自信於自己的觀察,並深信自己不曾受到他人、外力的影響,會干擾他對事情觀察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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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什麼國務機要費、特支費沒什麼興趣,只是看到某新聞網站晚報頭條的感想,純粹「餓搞」(還沒吃晚飯),請不要在我這裡打筆戰啊!


也許這是個只能以「司法還我清白」的時代吧?可他們又說司法無法還人公道。究竟制度有沒有置人於罪?先姑且不討論。但根據某主席(或媒體?)的邏輯,我用笨蛋造句法,造了一句:「若老媽說我偷錢,我就要去選立委;會投我的人都可以證明我的清白,我不會被打倒的。」

這邏輯不太對吧!

如果是制度的問題,那麼就教育民眾,並改善這樣的制度。但前提應該是,若我早知道這樣的問題存在,那不是早該討論了?那為什麼要等我被制度害了,才來喊冤呢?現在不是,總讓人有莫名其妙的感覺。你不是未知狀態,你是已知還默許、縱容的一群?

And,要選總統是本來就要做的事,不要弄得那麼悲壯啊。如果說你擔心法律會有讓你被控告的風險,就不要說「我若怎樣怎樣,就不要參選」這類的話再迴避掉,不是讓別人覺得你反覆嗎?也許政治就是這樣,之前說的是給某些的人聽的,之後說的,是給自己聽的。

也許說「我承認我犯了錯,因為制度羅織我入罪。」還比較誠懇,但那是我簡單的腦袋才會說的天真話,政治人物不會這麼說。他們總認為,政治的問題,要以政治的語言和行動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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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我們似乎都忘了,我們其實有選擇權—— We Can 選擇看見自己的視野、選擇關掉電視,用行動去關心這個生病的社會、選擇用理性面對批評的觀點、選擇試著相信我們社會來存有許多美好的人事物。

真的是新聞蒙蔽了我們的世界觀?是否只有情緒的喧囂才得以表達心聲?真的唯有爆料才能看到所謂的「真實」?

這世界還有好多事等著被關注,看看
智邦人文公益 ,我們還有多少和我們處境相同或不同的朋友,還沒認識、還等待你伸出援手?還有多少街貓、流浪動物的明天還生死未卜?還有多少默默不作聲、不作秀只做事的民意代表被我們忽略?

關心這個社會,不是只是停在電視機或電腦(網路)前搖頭、嘆氣或咒罵,以為誰誰誰倒了天下就太平了,以為某某某下台了,失業、貧窮、貪污舞弊這些問題就通通消失不見了。

拒絕煽動和野蠻的論點,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切斷自己和他們的關連。你可其實以有很多選擇:關掉電視去跟孩子們說說話、拿本書出來閱讀、打個電話給久違了的好友寒暄一會兒、出去走走散心吹風、檢視自己的工作如何做得更好、對身邊的人微笑、聽音樂看電影學做菜....,怎麼都好,就是不要任由政客、媒體消耗你的理性、放大你的仇恨情緒、增長你的無力感

我們關心這個社會的方式似乎錯了?對政治人物灰心、對嗜血媒體失去耐心,可是忘了我們不行動就是在縱容這樣的行為、我們以為只能接受不能改變現狀。

我們參與社會和互動的方式似乎錯了!什麼時候我們開始覺得,「我不滿妳、我反對你」走上街頭、拆下肖像,是唯一發洩的方式?曾幾何時,溝通∕好好說∕學著表達,變成一件很「遜」的事,我們都不願意這麼做了呢?

如果我們都習慣了那樣的表達或接受方式,就不必再期待有太多深度的思考。甚至基本的平和相處、理性討論,都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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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台灣瘋人院的瘋人吵的不是什麼有營養的話題,鬧劇般的場景,只讓我想到我們國中苦 K 硬 K 國文教材那年代,老師和學生吵著「頭髮可以留多長」的荒唐。這個有名的成語—「罄竹難書」,以後歷史上還會記上一筆。

說來諷刺,這些立法院諸公和官員會關切我們學生的國文程度和成語怎麼解釋,竟然是因為政治的場合,唉嘆三聲。

就歷史上的記載,似乎的確有兩種解釋。杜院長堅持是以字面上的解釋,也不能說他錯啦!但我想陳總統一開始不是錯用了,就是大概想逗人發笑吧?可能最近壓力太大了 XD

罄竹難書最早可以在「呂氏春秋」找到:「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荊越之竹猶不能書」,形容災亂異象極多,譬如天上雲彩呈現出怪異形狀、太陽日蝕、同時有四個月亮、馬的頭上長出犄角等奇怪現象,都是由於政治敗壞所帶來的亂亡徵兆,多到用盡荊、越兩地的竹子來寫都寫不完。

「舊唐書」卷五十三的李密傳,則有「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用罄竹難書來比喻「罪狀之多,難以寫盡」。

另一解出處則為,唐朝「皮日休文集」第九卷一篇「移元徵君書」中,有「果行其道,罄南山之竹,不足以書竹下之功」的文句,則是皮日休為了規勸歸隱山林的元姓友人出來為世人服務,形容南山所有竹子,無法寫完這位友人可以為世人做出的貢獻,是正面的用法。

有人問,那學生錯用怎麼辦?我想作文評估的是學生為文使用的適切度,因此我想,大概要就上下文來判斷學生使用成語的目的:是為修飾整個句子,還是胡亂塞進文字中。

其實我比較關切的倒是資優班設立的問題,這個話題太長,留待下次再談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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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線上,有個朋友問我「妳有沒有去參加教師遊行啊?」;另外也有個大學同學傳個訊息,開玩笑的問我說:「妳不會也有去參加遊行吧!」

他們會這樣問我,是因為我曾經是個輔導老師(嚴格來說,應該只是「實習」輔導老師),又對教育和攸關教師、學生的議題都頗為關心;另外在這個流浪教師人數爆炸的年代,攸關自己權益的事,我理應更以行動來「支持」這項訴求才對?!

可是我沒有去遊行。這並不表示我對此事漠不關心(這年頭,社會上瀰漫著種種迷思;類似現金卡的說服邏輯:「我可以有別於他人」、「我可以有更多的需求」,卻從未想過,自己是否有這個需求;同樣的,「用行動表示支持」這說法是多麼令人動容!可是我們有沒有思考過,這個行動的背後訴求你是否認同?你是不是有此訴求和行動的需要?達到這個目標有沒有其他方法?)

這群上街頭的教師的連署網頁:提高師生比 降班級人數 拯救國教新未來(連結已失效,全文轉貼在下方)

只是他們的訴求很難打動我。套一句網友的話:「我不反對改善教育,小班化也許真的比較好,但是如果背後的原因是為了有一群人想要"人人有飯吃",個人倒是覺得不妥。」

尤其又有許多陳腐的想法在這群遊行的教師間:「師範院校的學生接受的是師資培育的訓練,不當老師要叫他怎麼辦?」試問,搶救國教、進行教改,目的是要讓師範院校的畢業生保有工作的權利嗎?尤其是在他們享用了大部分的教育資源培育老師,在校的教育和訓練,沒有讓他們有更前瞻的思考-- 因應急速變動的時代,我應該怎麼辦?是否應該培養第二專長?我只有這條路可走嗎?

你們說,畢業即失業,我並不是帶著漠然的角度而無法同理;只是,面對著這難題的只有師範畢業生嗎?各大學教育學程培育的教師,往往在沒有「名校」的優勢下,被迫承受更大的壓力,但他們的程度一點都不會比較差,對教育和孩子的願景和態度不會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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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長壽  (20050522)

其次,政府要解決的是每週五天閒置的問題,而非週末供應不足的問題,所以不能只靠開車來的國民旅遊。國民旅遊的人潮只出現在週末假期,投資效益過低,當週末供應量的加大,就意味平時供應量的相對增多;也就是說,到了平日,將有更多公共道路設施的閒置、民間投資的浪費及更大的競爭與殺價。因此,如何留住觀光客,把花東變成一個國際級的渡假中心,吸引國際觀光客到台東,能有像到巴里島一樣的渡假心情,才是當務之急。台灣這些年來處處都可見溫泉開發,為什麼許多民眾還是願意花大錢坐飛機去日本泡湯?難道大家要的只是單純的「泡湯」嗎?顯然日本有更精緻的文化與附帶優勢,吸引著我們前去。這些文化上的特色,正是花東必須深入研究,找出自己的長處所在。

最後,政府必須「用心」,而非光只「用錢」。從知本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發展觀光必須要靠政府委請專家在早期作大格局的規劃,思考東海岸的特色與潛力,認真地把原住民的文化、美食,甚至於音樂都做好完整包裝。花東一方面到了夜晚沒有活動,另一方面又讓像民歌手胡德夫、盧皆興、陳永龍、林佩蓉、林秀金、野火樂集、KaSilaw樂團等優秀表演者找不到舞台,實在令人遺憾。如果我們能夠認真地分別針對銀髮族到青年背包族的市場,做好最適當的安排;如果我們能夠把我們所有有潛力鄰近市場,從日本到韓國,從香港到大陸的旅客不同需求,都認真研究,做好市場區隔,在同中求異,這才是真正台灣可長可久的觀光政策。

台灣的資源實在有限,今日一個粗糙又草率的政策,明日將要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一些破壞也將無可彌補。發展是必要的,但必須配合有遠見的決策。台灣已無法再用廉價商品贏得未來的市場,而做決策者必須有更高的視野與格局才是正途;更何況觀光又豈止是為了改變台灣經濟的問題。當台灣在政治上無法走出去的同時,觀光更應該是台灣與世界包括大陸同胞做朋友的最佳捷徑。如果台灣在美食、藝術、文化以及生活上,有自己精緻的特色,台灣為什麼不能成為國際、甚至中國遊客心目中一個擁有更精緻中華文化特色的旅遊目的地。

原文出處:人間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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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長壽  (20050521)

十多年前,台北老爺大酒店的業主在台東知本利用一塊條件很好、價格也合理的土地,經過規劃,結合大自然環境,蓋了各式風呂湯屋,開啟了知本新一代的溫泉文化。但是商機好的開始卻也是災難的開始,大批的投資客因此湧入知本,在政府還沒有有效的管控與規劃機制下,本地的財主、外縣市的投資客就各顯神通開始買土地蓋旅館,中式日式歐式地中海式,各種式樣迥異的建築矗立在山林間不但十分突兀,沒有大環境的特色,且因為過度開發,讓四周自然景觀也被無情破壞了。

糟的是所有的旅館走的都是國民旅遊路線。週末時大量車潮人潮洶湧,喧囂一如城市,旅客塞車來到此地,無法安靜休憩,旅遊品質大大低落;但到了平日,旅館卻門可羅雀。以一星期中七分之二的營運來養七分之五的閒置,商家當然無法獲得利潤。事實上,從五星級飯店到一般民宿,經營者面臨同樣的困境,惟一尚有特色並有國際旅客住房的,仍然只有老爺知本一家。

當時如果我們政府能夠在民間投資核准之前先做好整體規劃, 先把知本定位在國際級的「溫泉之鄉」,然後融入原住民的文化特色,根據觀光客的期待,所有吃的、看的、玩的、買的都有屬於自己特色的包裝,再根據溫泉資源、交通流量做好總量管制,對大地與景觀也做好必要的保護,建築的風格與環境配合,哪裡築高樓,哪裡蓋矮房,哪裡要完全禁建,政府公共地區再配套做好停車區、美食區、親子遊樂區的規劃,相信今天知本會有一個完全不同的面貌。

令人憂心的是:這同樣的情況正悄悄地在台灣每一個角落一次次重演;而最近被炒得沸沸揚揚的花東公路,就是一個最具體的例子。政府宣布要花一千億元興建花東高速高路以後,就像是潘朵拉的盒子被打開,再也無法關上。花東地區是台灣最美麗的後花園,有山、有海、有特殊的原住民文化。我並不反對經濟發展,只是開發這片淨土,我們必須抱著戒慎恐懼的心,做全盤性思考:

首先,交通不是萬靈丹。以我的看法,花東公路除了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之外,就開發觀光的角度來看,效果是適得其反;尤其北宜高速公路通車在即,政府亦花了數百億元的經費將北迴鐵路改為雙軌快速化,將來火車搭乘將更為便捷,只要八十七分鐘就可抵達花蓮,東部鐵路線容量將可提升至每日二五四班,每日最大運能可達約十一萬座位數,足夠應付觀光人潮。鼓勵搭乘火車,可以減少汽車汙染及能源浪費,而且對花蓮的永續發展更加有效,遊客下了火車就是商機的開始,當地的導覽觀光、生活購物,都將大大改善,而開發高速公路只有使國民旅遊週末的需求無止境放大。

原文出處:人間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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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

賴偉傑(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  (20050510)

如果你帶著孩子去動物園,隔著一定的距離,看著熊貓櫥窗而且停留時間不能太久,你想跟孩子說些什麼呢?「不要拍打、不能用閃光燈,以免驚嚇到牠們。」你可能還會告訴孩子:「這個是瀕臨絕種動物,很珍貴,我們要好好愛護。」

然後小朋友也許跟你說:「牠們好可愛喔!」但是如果他接著問:「那牠們的爸爸媽媽呢?」、「牠們會不會寂寞?」你或許不知該怎麼回答,不過心裡可能正慶幸著,還好沒問「為何不住在牠們原來的家」、「從這麼遠地方來,路上會不會很不舒服?」、「他自己不想來可以嗎?」這些更麻煩的問題。

接著,趕往下一個展示館,那是來自川滇的金絲猴,你還是得隔著一定的距離,帶著孩子遵守著同樣的規定。

或許你會想起,好笑的是,國際約束跨國運送必須政府同意的,一種是管瀕臨絕種動物的「華盛頓公約」,另一種是有毒廢棄物的「巴賽爾公約」,都是保證被「妥善處理」的,但這些瀕臨絕種的動物卻是活生生去,註定客死他鄉……。

你開始有一絲絲的不安,也開始想,剛剛看到的是真的熊貓和金絲猴嗎?於是你開始衷心希望,那櫥窗的「畫面」根本是一個嵌著大型高畫質的數位電視就好,也就夠了。

原文 出自: 中時電子報 網路藝文村 浮世繪染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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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劉克襄先生寫的 我反對熊貓進來 這篇文章:

雖然多數人贊成熊貓進來,包括我的孩子,但我還是堅決反對熊貓進來,關在動物園。如果條件允許,牠們應該生活在祖先原本棲息的環境,就這麼簡單。

 我的理由完全從自然保育的立場。熊貓是國際列名瀕臨滅絕的稀有哺乳類。大陸可以送其他非保育類的特有動物,但再怎麼牽強的理由,都不應該以過去的思考觀點,以熊貓做為贈送對象,藉此拉攏感情。相對的,我們也白癡地欣然接受。

 如今自然保育觀念愈來愈成熟時,其實兩邊都應該將感情放理智一些。我覺得,兩邊何妨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嚐試著從生物多樣性、保留任何物種的觀點出發,即時將熊貓的贈予計劃宣告終止,樹立新的保育楷模,讓整個世界都知道,兩岸處理自然保育也有成熟的見識。過去數十年來,兩邊在國際的生態保育記錄都不怎麼光彩,或許我們可以藉此洗刷一些惡名。


而阿布(中杯冰那堤)的立場始終是反動貓熊外交,就如同我的回應:

我並不否認台灣有政黨或團體是因為政治立場的關係而反對貓熊來台,但我還是要說,這事和貓熊「適不適合」來台灣還是兩回事。

反對的原因不但是出自「保育」,更是事關「動物權」的問題。不管今天對岸送的是貓熊還是金絲猴,都等於剝奪了牠們在原生地生活的權利。既然兩岸意圖表示「友好」,又何苦犧牲動物們的生活權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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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大陸熊貓坐熊貓飛機/美聯社
 文/陳志東

2003年4月7日,中國大陸的4歲公熊貓樂樂,跟2歲的母熊貓ㄚㄚ,兩隻熊貓手牽手,搭上畫有熊貓大頭的FedEx聯邦快遞專機。牠們不是像電視廣告中的珍妮一樣,要被FedEx綁架去當快遞專員﹔他們是要前往美國田納西州孟菲斯市(Memphis)動物園,在那邊住10年,除了擔任親善大使,更要用精子與卵子,負起生態保育重任。(圖/大陸熊貓坐熊貓飛機/美聯社)

熊貓出國,中國大陸新華社網站中,有著許多稱頌文章與報導,也詳細說明運送過程的細心。例如「這兩隻大熊貓不僅擔負著繁衍後代的重任,也將成為聯繫中美兩國人民友好的紐帶」、「在美國生活10年期間,中美專家將共同開展對熊貓的專題研究」、「熊貓的航空食譜非常精緻,主食是專門由家鄉帶來的竹子,喝的是精心挑選的礦泉水,飯後甜點是美味的蛇果,還有新鮮的胡蘿蔔」……等等。資料來源:新華網

在這些說法之外,大陸文匯報也代大家提問一些擔憂,例如「贈租大熊貓會不會影響生長」、「大熊貓保育的相關問題」等等,並大幅引用「中國大熊貓研究保護中心副主任」張貴權說法,最後得到非常正面的結論,如「在世界野生瀕危保護名單上,大熊貓生理的特殊性,無疑是首席嘉賓,但相信隨著人類保護動物意識的增強和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大熊貓完全能夠擺脫瀕危的日子不會太遙遠了」。資料來源:新華網

這種報導,讓人充滿希望,滿心歡喜,滿臉笑容,滿腦子都是熊貓的可愛模樣。



不過,美聯社新聞圖片網站中,前陣子出現的熊貓照片裡的圖說提到,「For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lending pandas out to zoos around the world, charging fees of up to $1.2 million annually and spending the revenues on research, breeding and protection in the wild. The practice has not been without controversy. Critics have complained in the past that the "rent-a-panda" operation made big profits for some zoos without boosting efforts to save wild pandas.」(圖/動物背後的商業利益與動物辛酸/美聯社近期內登出的動物照片,以下同。)

由於這觀點實在重要,不妨我們把他翻譯一下:「多年以來,中國政府不斷把熊貓外租到世界各國動物園,並索取最高每年120萬美金的費用,再將這些收入用於研究、繁殖,與保護野外的熊貓。這政策總是被批評。評論家指出,在過去,這種『租熊貓』的運作方式,只能為部分動物園帶來極大的利潤,卻未能促使他們對野外熊貓的拯救投入更多努力」。

為什麼美聯社這樣講?熊貓能為動物園帶來多少利潤?

在胡桃木出版的「新動物園(The Modern Ark)」一書中,作者「薇琪˙柯羅珂(Vicki Croke)」提到,「1987到1988年間,美國聖地牙哥借到熊貓來展示200天,那段期間,動物園參觀人數增加了1/3,達到300萬人,估計淨賺450萬美元。1988年,兩隻熊貓到托利多動物園停留5個月,並為這個城市帶來將近6千萬美元的營收」。

亦即,單是門票收入與周邊商品利益,如熊貓T-Shirt、茶杯、文具等等,動物園利潤就已十分驚人,更遑論在學術上的功成名就與地位。只是,熊貓快樂嗎?這樣長途奔波會加速他們死亡嗎?這真的對野外生態保育有很大貢獻嗎?大陸會不會抓原本快樂的野外的熊貓來租人呢?這些問題,新動物園一書中有很多的報告,我們不再探討,況且,台灣沒有租過熊貓,我們無權評估,也無意評論,今天,只是想藉這事件,來探討台灣租無尾熊、買企鵝,以及海生館買小白鯨的行為。



無尾熊的身價沒有熊貓高,台北市立動物園要付出的,僅是每年新台幣100萬、連續付5年,美其名為「顧問費」,其實就是租金﹔此外,還要加上澳洲專家來台協助、尤佳利樹葉運送等等費用,估計每年大約數百萬。至於企鵝則是買來的,每隻企鵝依品種不同而有身價不同,大約是數十萬元台幣。

少少的投資,卻為動物園帶來每年近500萬人次的門票收益,周邊商品利潤與商家收入更是驚人,儘管身價不如熊貓,帶來的利潤卻毫不遜色。

這些利潤,我們的動物園用到哪裡去了?有用來回饋無尾熊生態保育,或是回饋到本土物種保育上嗎?我們不清楚。動物園進口珍貴稀有動物,台灣親子們因此有了更多笑容,但我們有因此得到更多生態保育知識嗎?動物園的重點功能,就在教育、休閒與保育,我們動物園,做到了多少?



長官來訪,動物園一定可以捧出厚厚績效,但是,遊客去完動物園回到家中,自覺得到多少,這才該是評估依據。野外物種的復育如何,才該是評估依據。

台北市立動物園現有動物3百多種、2千多隻,每年可以養死超過200隻,10年養死2千多隻,甚至可以把白色北極熊養成黑色、讓其任由皮膚病折磨、痛苦至死。2千多隻動物,動物園編制內獸醫僅有4人,還每年不斷計劃進口更多更新奇的動物,為的是什麼?是為了動物生存權與保育嗎?還是為了商業利潤與學術地位?

屏東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這個國立的教育機構,發包給民營單位BOT,原本就多有可議,而為了包裝良好的保育與教育功能,這個民營機構,費盡千辛萬苦引進野外抓來的小白鯨,結果,進來不久,接連死兩隻,海生館沒有受到譴責,沒有自我檢討,卻還能歸罪於出產國、歸罪廠商,並利用媒體號召全民同悲,讓大家看不到引進稀有動物背後的商業動機與專業缺乏。



與海豚同游、撫摸海豚,是許多小孩的夢想。為了賺這種錢,廠商積極引進海豚,沒有人工培育的二代豚,就到野外抓。這些海豚,這些小白鯨、這些無尾熊與北極熊背後的辛酸,我們是否也看到了?動物園裡有多少動物有著「重覆行為」的類精神病症狀,我們深刻體會到了嗎?

動物園與各種生物博物館,是親子的歡樂天堂,歡樂之餘,也希望大家多問問:要提供給我們什麼生態知識,要提供給野外保育什麼資助,要提供給動物什麼對待,這些種種,給了多少?也唯有我們這樣追問,這樣施壓,歡笑背後的動物虐待,才能得到最起碼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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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奧運終於結束,贏家無數,但無疑最大輸家是雅典的流浪狗。據估計,從二○○三年八月到二○○四年奧運開幕,其間被捕殺的流浪狗,高達三萬隻到五萬隻。

希臘人口近一千萬,粗估原有一百萬隻流浪狗,十人/一隻流浪狗的配置,很難說到底理不理想;台灣人口兩千三百萬,流浪狗約兩百萬隻,十二人/一隻流浪狗。無論如何,希臘政府為奧運期間保持在世人心中「優良」形象,決奮力捕殺流浪狗。他們還是偷偷摸摸做此屠殺的,因為國內國外,愛狗者數以百萬計;至今,希臘政府仍緘口否認殺狗。

從二○○三年下半,全球的保護運動人士開始動員,網路上「刀下留狗」的呼籲如掀天巨浪,二○○四年起,甚至不少愛狗者自費飛到雅典,搭建簡易的流浪狗收容所,見一隻救一隻,打算奧運閉幕後才放牠們出來。可是希臘政府仗恃地利人和,見一隻殺一隻,據估計,光是雅典市中心區,就「失蹤了」一萬五千隻流浪犬,多半是被包裹毒藥的食物所誘殺的。

希臘的流浪狗多,早已世界馳名,希臘人過去似乎不認為是什麼「問題」,給狗節育的人少之又少,甚至認為阻撓狗發生性事,是非常不自然的,因此,希臘流浪狗相當近人,愛狗的觀光客看了開心,怕狗的觀光客也多少放鬆心情。但是這十年來,流浪狗多得有些奇怪,據說是因為有位市長由於處理流浪狗不當,被法院判刑入獄數個月並處以不少罰金後,希臘的城鎮紛紛對流浪狗棄管,捕犬大隊收編,收容所關閉,以致全國進入流浪狗的無政府狀態,狗口加速成長。

嚴格說來,希臘原本對流浪狗的政策相當寬鬆,從被捕流浪狗三個月後無人認領才安樂死,即可見端倪;台灣一般說是一個月,運氣不好剛巧獸醫來了,可能不到兩天就必須去陰間報到了。不幸的是,就像一九七二年的慕尼黑奧運,世人只記得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綁架了十一名以色列運動員,並在奧運村內殺死其中兩名人質,希臘這次主辦奧運最受矚目的,恐怕正是流浪狗屠殺事件。

為何多年來習慣與流浪狗相安無事的希臘人,會因奧運而坐視殺狗成河?和他們的文化有關。固然荷馬作品中的主角尤里西斯在流浪多年歸鄉後,首先和他相認的不是他的家人,而是一隻叫做Argus的獵犬,至今仍不斷有人傳誦,但希臘歷史上狗被記載最多的,仍是用來作祭品,原因無非量多、價格便宜且容易捕捉。不妨說,這三萬到五萬隻遭誘殺的流浪狗,就是第二十八屆奧運的祭品。

流浪狗是否必殺,其實往往在人類的一念之間。對於狗這種人類在大自然界中除貓、少數鳥魚以外唯一的朋友,人類常常很快的變臉,必欲除之而後快。保護動物專家的建議,永遠是給狗做結育、不停的結育,不要購買狗、禁絕狗的交易,養狗後決不棄養、堅持到底,但哪一個國家真正做得到?

我們阻止不了狗來到這個已擁擠不堪的地球,牠們在草叢中、垃圾堆旁、寵物店裡、家裡……生生不絕,大家似乎不覺得是錯的,然後以各種方式處置牠們,趕開、送掉、丟到、賣掉……讓牠們挨餓受凍,受惡人虐待,被車輛碾過,遭衛生隊誘捕、殺滅,大家似乎也不覺得不妥。這是希臘的文明,我們所有人的文明。人類不是狗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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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不在家-《無彩青春─蘇案十四年》後記

‧編按:作家張娟芬花費數年心血調查採訪「蘇建和案」,完成新書《無彩青春》(商周出版),詳錄這宗台灣司法史上的離奇「懸案」,也是人權史上的荒謬「冤案」。書成後,她並且撰寫一篇後記,讓我們看到一個人權工作者,在碰撞僵化體制、剝除頑固偏見時的甘苦歷程,讓人感慨,也讓人感動。

3

在賞罰之後,是安慰的問題。

美國詩人歌手李歐納.科恩寫過一首十分動人的〈伯娜多之歌〉。伯娜多是個小女孩,有一天遇見了聖母,那景象從此鐫刻在她的靈魂裡。縱然無人相信她所見,她仍然堅定地告訴大家,「世間苦痛,有待療癒;慈悲寬容,人間所需。」科恩溫暖地寫著:「我只想抱著你,就讓我抱著你吧……伯娜多也會這麼做。」

親人遇害想必是難言的傷痛,我不曾親身經歷,只能遠遠的感覺心疼。好幾次我在法庭裡看見吳唐接先生坐在旁聽席上,想去採訪他,可是怕打擾他。後來採訪了告訴代理人石宜琳律師,石律師很熱心的笑著說:「沒有關係啦!」給了我吳先生的電話。

吳唐接先生禮貌而寡言。大部分的時候,語氣是無奈的。「人在做,天在看啦!他們三個自己心裡有數。」他說。

幾乎所有的被害人家屬,都認為「凶手一定不只抓到的這一個」。白冰冰認為綁架白曉燕的應該是人數超過十人的犯罪集團,社會版上其他的案件,家屬也都有類似的看法。法庭裡應該「無罪推定」,但是被害人家屬的心情,一定是傾向「有罪推定」的,這是人之常情。尤其這個案子警察破案的時候說凶手有四個人,後來卻縮水變成只有一人,這叫家屬的心情如何能夠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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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不在家-《無彩青春─蘇案十四年》後記

‧編按:作家張娟芬花費數年心血調查採訪「蘇建和案」,完成新書《無彩青春》(商周出版),詳錄這宗台灣司法史上的離奇「懸案」,也是人權史上的荒謬「冤案」。書成後,她並且撰寫一篇後記,讓我們看到一個人權工作者,在碰撞僵化體制、剝除頑固偏見時的甘苦歷程,讓人感慨,也讓人感動。

2

在真相之後,是賞罰的問題。

做對了事情的人應該受到讚美,做錯了事情的人應該受到懲罰,那麼我們便可以坐下來嘆一口氣,告訴自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蘇案的卷證顯示當時承辦的幾位警察隱瞞證據、偽填資料,而且上法庭作偽證。可是四名警察被告瀆職,卻獲得不起訴處分。沒有任何人因為蘇建和案而受到懲處、彈劾,或付出任何代價。

然而我心中總還存有一絲希望。我想,雖然當初起訴的、判有罪的人嘴巴上不承認有錯,但也許,在內心深處,蘇案已成為他們執法生涯裡最深的痛楚、最大的教訓。

不幸的是我查了一點資料。九十年七月六日,自由時報登出記者項程鎮對湯美玉法官的專訪。八十五年蔡崇隆在超視的時候想採訪她談蘇案,她在電話裡斬釘截鐵的說:「沒有必要。」現在她終於說話了。根據報導,她認為這個案子拖了這麼久還不執行死刑,對被害人家屬相當不公平;「湯美玉強調,沒有法官願意判人死刑,蘇建和等三名被告是她法官生涯首件判處極刑案例,絕不可能失之草率,為了維持審判公正性,在王文孝槍決前,還會同被告辯護律師南下高雄探視,王某仍表示蘇建和等人確實涉案;但如有外力或政治力介入,甚至有影響判決結果之虞,她也無話可說。」她依據王文孝的自白判處蘇建和等三人死刑,但她相信的是一個說話顛三倒四的人;她可以把王文孝借提到台北來,讓三名被告當庭與之對質,但她卻決定自行南下,而且前幾天才通知辯護律師;她應該把王文孝提到當地的法院去開庭訊問,因為審判要公開,但她卻在看守所裡問問就算了!這樣還不草率嗎?這可以寫進辭典裡成為「草率」一詞的標準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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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不在家-《無彩青春─蘇案十四年》後記

‧編按:作家張娟芬花費數年心血調查採訪「蘇建和案」,完成新書《無彩青春》(商周出版),詳錄這宗台灣司法史上的離奇「懸案」,也是人權史上的荒謬「冤案」。書成後,她並且撰寫一篇後記,讓我們看到一個人權工作者,在碰撞僵化體制、剝除頑固偏見時的甘苦歷程,讓人感慨,也讓人感動。

1

這是一個關於真相的問題。

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寫過一個短篇,叫做「竹藪中」。故事說的是一個武士死在竹林裡,他的妻子被強盜強暴了,其他知道內情的人還包括樵夫、行腳僧、路人等等。奇怪的是,強盜承認他殺了武士,武士的妻子也承認她殺了武士,武士的鬼魂卻堅稱自己是自殺的。樵夫、行腳僧、路人也都有不同的說法。

這個故事後來被導演黑澤明改編為電影「羅生門」。解嚴以後,「羅生門」一詞迅速蔓延開來,成為台灣最流行的世界觀。

在威權時代,我們對於語言與論述的欺罔太過天真無知;現在我們精明多了,我們對各方的說法一律表示等值的懷疑,以示公正超然,以示老謀深算。「真相」變成一個老舊過氣的字眼,「羅生門」取而代之,成為大部分人對大部分事情的看法。

「羅生門」最安全了。各種說法攤在我們眼前,我們不思考、不推理、不分析、不判斷,言之有理的與強詞奪理的照單全收,就像包牌買樂透一樣,穩中!蘇建和案,在大部分人的眼裡,大概也是一個「羅生門」式的事件。有人說他們有罪,也有人說他們沒做,可是我們又不懂,萬一選錯了邊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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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今晚(週四)十時在「紀錄觀點」節目播出紀錄片「風雲行館」,還未問世就引起許多關注,但部份媒體的討論,卻模糊了焦點。

  「風雲行館」是獨立製片導演洪維健的作品,藉由蔣介石在台灣二十六年間享用的二十七個行館,對蔣的統治提出批判。某平面媒體聲稱本片遭到公視「淨化」,也有電視節目質疑公視「出於政治考量,既要播放本片,又將影片剪短以降低傷害」。這些立場鮮明的質疑,正好說明了「風雲行館」應該在電視上被看見的理由。

  本片由導演自費完成,著作權屬於導演。「紀錄觀點」節目以購買播映權方式取得電視首播權。由於公視除晚間新聞外,每小時節目長度均為四十八分鐘,故徵得導演同意,由導演自行斟酌,將原片由七十四分鐘縮剪成四十八分鐘的電視版,但並無損於內容之完整與核心精神。影片修短,純粹是基於節目長度限制,而非批評者所想像的「將敏感內容刪除」。

  像這樣想當然耳的動機論,更彰顯出「風雲行館」在此時出現的意義。蔣介石過世已經近三十年,台灣解嚴也已十七年,批判蔣介石的文字論述所在多有,但以紀錄片形式為之的卻從未出現,「風雲行館」可能是第一部。為什麼?

  台灣的電視傳統,從戒嚴時代的政治傳聲筒,到市場開放後的快速庸俗化,一直迴避扮演認真守護公共利益的角色。用影像對統治者提出批判,始終是個禁忌,批判蔣介石,更是禁忌中的禁忌。一九九五年超視「調查報告」節目連續就蘇建和案對司法提出嚴重質疑,在當時引發法院強烈反彈。今年「紀錄觀點」節目播出「魔鏡」,呈現國中能力分班的真相,也造成類似效應。洪維健導演是個手無寸鐵的創作者。他用自己微薄的力量,製作批判蔣介石的紀錄片,期待台灣公民在已經邁入二十一世紀的新時代,能夠以不同的視野審視我們的過去,這樣的努力應該得到一些肯定。

  「風雲行館」在電視上播出,最大的意義在於它將突破長久存在的影像禁忌。影片還沒播出,就引發部份人士隱含強烈政治立場的質疑,正足以凸顯前述禁忌之無所不在。根據公視法的精神,公共電視應提供「公平參與及表達意見之機會」,並注意節目製播的多元性。

「風雲行館」可能是台灣有電視四十二年以來第一部批判蔣介石的紀錄片得以在電視上播出。盼望睿智的觀眾,以開放的心胸,哀矜勿喜的心情來觀賞這部遲來的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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